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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全球化
    点击量:0时间:2020-05-20 11:11:01作者:廖峥嵘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规模流行再度引发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疑虑。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在短期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除中国外,多个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停工停产,全球贸易陷入某种程度停滞,会否酿成全面经济?;壳盎鼓岩栽ぱ?,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几成定局,差别只在程度深浅。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与经济增速产生背离,出现所谓“全球化放慢”。一旦世界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甚至衰退,经济全球化只会雪上加霜。

     

    据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冠病毒难以彻底扑灭,将与人类共生,此次流行有可能反复,也可能在局部长期化。鉴此,主要经济体因疫情而采取的部分限制措施,也可能长期化。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四处挑战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通过加征关税、调整税收、限制投资、加强进出口管制等,不断增加美国以及全球贸易成本。一旦应对疫情的部分限制措施长期化,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将进一步上升。这些措施与各国国内民粹相呼应,将进一步助长反全球化逆流。

    应对疫情措施不同、效果有异,各国社会政治恐将发生深刻变化,并触动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经历重构。与之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经贸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疫情可能强化“区域化”。同时,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努力谋求中美经济脱钩,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压迫各经济体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寻求合作的重大机会窗口,但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没有放弃脱钩努力,反而希望借助疫情,加速这种努力。世界会因疫情而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全球化是在曲折中逐步转型,走出低谷,还是一蹶不振,走向逆全球化?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长期看,公共卫生,甚至战争这类突发事件均不会对全球化的大方向产生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遇到过许多阻碍,但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不断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它符合各国发展利益。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但最底层的10%的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另有研究显示,与世界经济融合度较深的国家,其经济效率也较高。总体而言,无论穷国富国均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净收益,但是这些收益的分配,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远远没有实现公平公正。全球化的未来在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长期看,还是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

    政治互信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的四个关键问题:降低国家安全疑虑,相互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各种壁垒;支持国际机制的协调,必要时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仲裁结果;主动适应全球化分工要求,为国内受损群体提供扶助和保障,换取他们支持全球化;维护基于共同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挑战在于,由于美国宣布世界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核心原则,上述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识的时候,大国深陷地缘政治角力无法自拔,《经济学人》感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各国经济通过价值链加强联系,它不仅是最终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分工,形成了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全球布局,意味着生产技术、管理诀窍、产业资本和经济收益的全球再分配。全球经济能走到这一步,冷战结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种“趋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模式。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是,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冷战时代的经验看,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力量会不断寻求冲破政治藩篱的机会,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发达经济体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加速产业回流,这将引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但是,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全产业链。对于美欧来说,即使结成冷战时那样的同盟,打造一个新体系来重建全产业链,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可能高得难以承受。美国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推出与中国脱钩政策,努力削减“国家安全”相关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依赖,积极寻求替代供应。疫情发生后,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开始向医疗产品领域延伸,正寻求在这一领域替代中国产品。但是,这只是美国政客的一厢情愿??悸堑矫拦鼻暗睦投┯?、技术研发和其他生产条件,要在美国恢复较完整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生产线,恐怕需要较长时间,其成本可能高出想象。以口罩为例,医用口罩巨头3M公司是美国企业,可是由于人工成本和利润原因,其生产早已全产迁移海外或者外包,加上原料需要进口,美国医用口罩的95%需要进口。

     

    数字经济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和商品跨境所带来的影响。据一种宽口径的统计,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50%。数字经济具有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潜力,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美国举全政府之力在全球封杀华为5G网络应用,虽给华为制造了极大困难,但仍未能在英国等核心盟友圈彻底清除华为。这可为未来的中美技术全球竞争提供一个参考视角。数字经济的另一项功能是使服务业可贸易化。据麦肯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里,服务贸易增速比产品贸易快60%。在商品贸易增速日趋势收缩的形势下,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日渐增长,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提升,均大大有助于改善贸易增长放缓态势。有了数字化助力,服务贸易更容易打破地域限制,如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可以绕开通关壁垒,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

    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这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其目的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と蚧芩鹫?。所以,反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呈现较强周期特征。关税在历史上是美国两党斗争的产物,经历过高低起伏,但总趋势是逐步降低。特朗普任内关税和壁垒经历了上升周期,但未来美国的政治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推动关税下行的力量或者会重新回归政治主流。特别是,当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最终发展成为自我封锁,其成本已远远大过收益的时候,那么彼时美国可能不得不再度调整全球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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